在当今文物市场，赝品屡见不鲜。2011年，某“汉代玉凳”拍出2.2亿的天价，这件所谓文物不过是2010年的仿制品。一些人造假可以欺骗文物专家。上世纪90年代河南孟津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的工艺品，在北京古玩市场，就被某国家机构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国家珍贵文物，让人啼笑皆非。
不过，如果你认为文物造假是今天才有的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事实上，至少在清代，文物造假就已非常猖獗。
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详细记载了一宗清末的文物造假案。张之洞做湖广总督的时候，去北京朝见皇帝，闲暇逛北京琉璃厂，看到一家古董店摆放着一只巨大的陶罐，外形非常奇特，斑斑驳驳的，墙壁上有一块玻璃大镜屏，倒映之下，光怪陆离，绚烂夺目。张之洞仔细观赏，发现陶罐四周篆书了籀文，像蚯蚓，又像河蚌，模模糊糊，很难全部认出来。张之洞爱不释手，向店主打听价格，店主说：这是某大官家的祖传之物，特借自己这个店子摆一摆，不是用来卖的，张之洞只好闷闷不乐地回了任所。
仔细想来，文物“高仿”之所以络绎不绝，与文物行当的巨额利润有关。文物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加上它有时还要经过挖掘、鉴定、修复，样样都要花钱，价格自然比普通器物昂贵得多。一个普通的陶罐，原本值不到一两银子，有了文物的标签，居然卖到2000两银子的天价，这种高额利润绝对不是寻常生意可以相比的。中国文化虽然提倡重义轻利，但历朝历代，见利忘义者不乏其人。
清代不是没有法律，但大多是关于家庭与政治伦理的，有关文化方面的立法微乎其微。一些人在文物上造假，不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自然也就不会将造假当回事。何况，在人治体制下，就算有法律又如何呢?最后还不是关系、背景说了算。
想制止文物造假，既要在人心做文章，更要在社会治理机制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