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繁盛的丝绸之路上 它凭何被称贸易“最上品”？

商贾繁盛的丝绸之路上 它凭何被称贸易“最上品”？
丝绸之路（局部） 谢振瓯/绘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川流不息的是中亚、西亚、南亚、中南半岛和欧洲等地进出华夏的人群和货物，在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宝马良驹的交换过程及往来商旅人员的迁徙中，有一种物品及其文化值得重视，这就是香及香文化。

在张骞于公元前2世纪出使西域开启“凿空之旅”，打通“丝绸之路”以前，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之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就早已存在。春秋时期，我国西南边疆人民就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蜀身毒道”，这条古道将西南夷地边疆民族与印度、中南半岛等世界古老民族紧密相连。《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邻），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寥寥数语，不仅清晰勾勒出古代大秦与古益州（今四川成都）、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等地水陆交通的情况，而且着重点明这条古道上“出异物”，但是永昌产出的这种“异物”及其在古道上发挥的文化功能，一直未被系统研究。

罗马帝国在公元1世纪通过“麝香之路”经昌都运走西藏、古益州等地盛产的珍贵的麝香，到了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中原内地的丝绸、茶叶、陶瓷、红糖等特产从成都和普洱等地到昌都，并沿着“麝香之路”进入雪域高原和西亚地区。从“麝香之路”古道的命名，可以窥出麝香及香文化在这条古道上的重要地位。

香料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之所以广泛应用，首先与瘟疫、瘴气等自然灾病对人们生命的威胁有关。西部地区这种“很容易就可以让陌生人神秘地死亡”的瘴疠，与疫病、传染病和瘟疫等灾害一样，使远古部族产生巨大的无助感和恐慌感。边疆地区的人们采用喝青蒿水、焚熏香料以化解瘴气的普遍做法，既加深了古代中国西部社会对瘴和瘴疠的科学认知，也促进了西部边疆民族对香文化的理解和运用。香料具有馨香、醒神及微毒等刺激性的药理作用，在人们采集、培育、输入和运用香料的过程中，香文化相伴而生。《博物志》有汉武帝用西域使者所献白檀香药祛除宫中“传尸骨蒸”疫疾的记载。此外，旃檀、荜拨等西域珍贵香药，对治疗热病和头痛等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香料、香药对传染病疫、瘴气等疫疾的特殊疗效，解决了古代人们对清洁、健康生活的基本需求，并进而产生养生、美容及熏香等审美情趣和文化旨趣追求。

香料的应用还与西部边疆地区险要而多态的自然地理密切相关。我国西部地区大多险峰峡谷、河流密布、森林茂密、气候湿热多样，甚至一地兼具寒温热三种立体气候的自然生态，这恰恰是草本芳香植物和麝等珍稀动物生长的理想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使西部边疆成为东西方香料汇聚之地和异域民族香料理想的移植之地。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古益州、云南、贵州及广西等地盛产麝及麝香。檀香木被佛教称为“旃檀”，意思是“与乐”，旃檀也常被用于指称佛教、佛经、佛号等与佛教相关的圣物。檀香科的白檀香木因为对生长条件要求苛刻，一般自然生长的产量极低，全球只有印度、斐济和澳大利亚有天然的檀香木。我国虽然使用檀香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但在本土引种檀香的历史距今还不到100年。而檀香木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以及佛教文化在我国民族地区的盛行，使得佛教文化、檀香文化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在古代中国的边疆地带彼此交融，产生了“佛教无檀香不传，檀香无佛教不贵”“十方佛世界，周遍有妙香”等丰富多元的民族香文化。

在素有“四凉古都，河西都会”之称的凉州，则有甘松香出产。在享有“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美誉的巴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潼川镇），在唐时形成古代中国最早的专业药市。此外，在蜀地药市上有很多异域商人的身影，印度医学中的毗梨勒、诃黎勒和庵摩勒等五果药、长寿药已经在唐代就被古代中国所熟知。而据《全唐五代词》记载，因丝绸之路的香料贸易和香文化，通医理、卖香药、兼及诗文的波斯人李珣不仅安家于四川梓州，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且，李珣所撰《海药本草》一书，对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西北边疆，唐代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敦煌一线的药材市场上的香料、药材多达130余种，且以波斯、印度、东罗马帝国、阿拉伯民族地区的香药、药材为最。阿拉伯民族输入中国的乳香、芦荟、龙涎香、蔷薇水等药材为中国医学界广泛采用，有些药材依旧用阿拉伯文的名称，如没药（murr）、葫芦巴（hulban）、诃黎勒（halilaj）等等。安息香原产于伊朗高原的古国和阿拉伯半岛。实际上，安息香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四川、新疆等地喜用于调料的“孜然”。阿拉伯香药在古代中国药剂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香药中以数量巨大、价格较低和应用广泛的乳香为最。阿拉伯地区独特的自然、气候和文化环境，使得阿拉伯商人及其贩运的香料在丝绸之路上声名远播。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了阿拉伯才有了溢满丝绸之路的香料和香文化，同时，也可以说香料、香药及香文化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民族交流的文化纽带和文化底蕴。

古代东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实际对香料的需求，对香文化的共同认知，使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族人民奉香为“最上品”。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虽然使东西方交流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广州、宁波等南方港口城市，但也只是使经上述古代东西方交流孔道上的香料转由东南海外进入中国，丝毫没有改变香料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据极大比重的历史事实。唐代万安州（今广东万宁北）大首领冯若芳每年只要小劫波斯舶三二艘，就可以常年会客用乳头香为灯烛，且一烧一百余斤。

而冯若芳家的房前宅后，苏芳木料则堆积如山。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回鹘）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善造宾铁、刀剑，乌金银器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今人黄文弼在《蒙新考察日记·百灵庙访古》中则有“北行过归化大道，往来商队甚多，皆来自甘、新到归化者。货以布匹、药材为大宗”等语，以及1973年，福建泉州后渚港的宋代远洋海船考古发现的大批海外香料香药，都可以证实上述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