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伴随着西域负有传教任务的僧人来到中原，但由于语言的阻隔，一般人都看不懂，不知它到底讲些什么。于是，汉译佛经的工作便应运而生。中国读者通过译文，了解了大量梵文佛典本身就像浩瀚的文学作品。其雄壮的气势、活跃的思维、空灵的文笔、优美的词藻，给因循相习的中国文学园地吹来了春风。
马鸣的《佛本行赞》势如高山流水，叙述了释迦牟尼的一生，树立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
《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以幽默、细腻的笔触，表达了深奥的佛理，为晋唐小说提供了借鉴。印度史诗《拉马耶那》中的哈奴曼，被一些文学家看作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
不要以为文士恋功名，僧侣爱清静，两者风牛马不相及。其实读书人与出家人的交往，是屡见史册的。尤其在唐代，诗人大多亲近佛教，并视之为清高，产生了不少游山寺、与僧人赠答以及代僧人而作的作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苑咸的《酬王维》：
王员外兄，以予尝学天竺书，有戏题见赠。然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枉采知音，行于雅作，辄走笔以酬焉。又久未迁，因而嘲及。
莲花梵字本从天，华省仙郎早悟禅。
三点成伊犹有想，一观如幻自忘筌。
为文已变当时体，入用还推间气贤。
应同罗汉无名欲，故作冯唐老岁年。
苑咸的自序及酬诗，反映了王维虔诚奉佛、淡泊名利、创立诗体佛教文学的情形。
其实，不仅是唐朝，历代都有诗人和僧侣的接触、相互影响，因而扩大、提高了诗歌的题材和境界。比如，“诸行无常”是佛教的重要理念，曹操的《短歌行》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显然也受佛学的影响，在弃官回乡后写下的《归园田居》中，就有两句反思：“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唐代大诗人王维，晚年寄情山水，过着亦官亦隐的优游生活，宣扬隐士情趣和佛教禅理。 在《愚公谷》诗中，他感慨地问道：“寄言尘世客，何处欲归临？”唐代诗人李坤则是热情地赞扬佛门，在《晏安寺》中有这样两句：“寺深松桂无尘事，地接荒郊带夕阳。”其他诸如孟浩然、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试举两例：孟浩然《题义公禅房》云：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
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云：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孟浩然的诗，在欣赏义公习禅环境的同时，流露出观莲花而知其不染之心的看法。柳宗元的诗，描述了他晨读佛经，在自然环境中欣然领悟的情形。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七八岁时，经常梦见自己当了法师；成人后，喜欢亲近禅门高德。他深谙佛理，后筑室于黄州城东，因以“东坡居士”自称。他的诗文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灵光，如其《地狱变相偈》云：
我闻吴道子，初作酆都变；
都人惧罪业，两月罢屠宰。
此画实无相，笔墨假和成；
譬如说食饱，何处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
苏轼见吴道子所绘地狱变相图，笔力劲怒，变状阴怪，使见者无不毛骨悚然，惊骇不已，便联想到如果人人都行善积德，地狱也就不攻自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出家人中也不乏吟诵的好手，《全唐诗》收有二千二百余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就有寒山、拾得、丰干、怀素、贯休等一百十多位僧人的诗篇。他们的诗大多飘逸无碍，讽咏了心境冥会、优游物外的境地。尤其是寒山的诗，不加雕琢，脱口而出。其自云——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历代都出过著名的诗僧：唐释皎然是个杰出的诗人，诗句隽丽，受到颜真卿、韦应物的推崇，有诗集《杼山集》及《诗式》、《诗评》等著作。宋释契嵩，博通内典，有扎实的文学根基，著有《镡津集》。元释本诚(觉隐)、大欣(笑隐)、圆至(天隐)，时称“三隐”，均以诗自豪。明释斯学，天分甚高，为诗极工，吐词自然秀拔，著有《幻华集》。清释湛性，师承王士祯，名扬诗坛，著有《双树轩诗抄》。
佛教传入中国，给文学带来了新的题材、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词汇，使文学的天地更加广阔；作为回报，文学以奇妙的构思、形象的语言、优美的辞藻，帮助佛教登堂入室，走进社会各阶层。(信息来源：福建省佛教协会)
